陈雪瑶，1937年出生于中山南区马岭板桥。1957年获得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银牌。曾任我国“八一”女子体操队教练，曾是我国体操世界冠军与亚洲冠军的教练，1975年和1986年期间，被派往国外任体操外授工作。1989年退休后移民加拿大，继续从事体操教授工作。

　　作为国家体操教练，她亲身培育并见证着我国多位体操名将的诞生；她50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与体操结缘一生”。 

　　1979年12月，在美国沃斯堡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年仅15岁的马艳红不畏强手，以19.825分的成绩获得女子高低杆世界冠军，成为中国在世界体操比赛中首次获得冠军的运动员，也成为当时中国体坛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后来她又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奥运金牌，她所创的高难度“马艳红下”体操动作曾载入世界体操历史，书写了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代体操名将马艳红背后的辛酸与泪水有谁能知？回顾其成功之路，除了她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及，这个人就是她的教练——陈雪瑶，我国早期体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她与体操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她还在纪念中学读书，1955年到1956年间，国家体委组建体育队伍准备参加奥运会，为此举行全国选拔赛，当时中山纪念中学有6名学生入选，作为国家队体操项目队员留在北京集训，陈雪瑶便是其中一位。在体操队里，她的表现颇为优秀，更在195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中获得女子个人全能银牌。后来，她考上了武汉中南体育学院，因表现优异被留任当教练。上世纪60、70年代，因政治原因，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体育领域也不例外。为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国家号召众多体育运动教练员到全国各地进行体育“传、帮、带”。她也响应号召参与了训练和选拔体操苗子。当时，中国体育正值起步阶段，因缺乏外援，发展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她们这一代的教练身上了。他们既是体育起步之初的“继承者”，更是未来体育事业发展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关的体育研究资料缺乏，又欠缺外援，训练大都依靠教练员本身积累的经验，科学理论性的指导相对较少。担任教练期间，她不但要负责队员的日常训练，还要对队员进行心理疏导和激励，如何在自己所学的体操知识基础上，更好地对现阶段的体操训练有所革新是她一直思考的问题。恰巧丈夫学的专业是医疗体育，很多时候都要翻译一些苏联的体育研究资料，让她得以了解最新的体育研究情况。有一次，她认真翻阅了这些研究之后，发现当时苏联体操冠军的体操生涯和年龄之间有种微妙的联系，几番查证和观察队员的训练表现后，她推断出体操训练的最佳年龄是8岁，而此前中国体操界对体操训练的最佳年龄还没有具体的研究。后来，按照她这个方法所选拔的“苗子”，平时的训练表现往往比年龄段偏大或偏小的队员要好，让她惊喜万分，这个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时体操运动员选拔的理论依据。凭着一份用心和热爱，从体操运动员到体操教练的转型之路上，她更加得心应手了。

　　“传、帮、带”热潮过后，她又接到了新的任务，1975年和1986年间，她两次和爱人一起被派往国外做体操外授工作。别人眼中的这份美差却让她陷入了矛盾，“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几天不练功，大家知道。”在国外当教练，平时的作息和教学安排有别于国内，这就意味着她要更多地牺牲自己平时体操“练功”时间，对于热爱体操的她无疑是“忍痛割爱”。到国外教授体操要重新适应陌生的生活和语言环境，但她都一一克服了，热情用心的她受到了异国学生的欢迎，由此架起了中外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在埃及任教期间，在一次文艺表演中，她亲自上阵表演体操基本动作，全场掌声雷动，表演后观众都簇拥着找她签名，大家都喜欢这位来自中国的体操教练；一次出外比赛，比赛前的一天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有人用英语焦急地叫她的名字，一位南斯拉夫的体操运动员伤患发作十分痛苦，伤者的教练只好向她求救，她二话不说立马前去帮伤者正骨。原来，在体育学院学习过推拿和正骨的她，曾经帮助过不少异国的伤患运动员正骨，在异国的体育圈早已“美名远扬”。第二天的比赛，这位队员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冠军，比赛完成后，这位队员静静地走向人群，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表示感谢，成为体操赛场上的一段美谈……

　　1989年，因家庭原因，她离开服役了三十余年的体操队，和家人一起移民到加拿大，并在加拿大的体操俱乐部当教练，再续和体操的“未了缘”。

　　在纪中读书的时候，校长江仕骙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对她影响至深——“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出你们的光和热”。这句校训在她心中发了芽，事隔多年，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还是一样铿锵有力。

　　“为祖国贡献一生”从此便不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成为她体操事业上的价值追求和个人训诫。由于父亲的华侨身份，一段时期里她曾一度遭受别人的排斥。由于出身问题，她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遇到了不少阻碍，当好友替她打抱不平时，她却很淡然地选择默默忍受着这一切。面对个人的荣辱得失，她始终把国家的荣誉、国家体操事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她见过周总理，曾和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切交谈……回忆起任教“八一”体操队期间的点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体委主任是她多次提到的两个名字，他们的人格魅力、为党为人民的献身精神和抱负让她印象深刻。

　　除了年少时在心中滋长的爱国情怀外，身为中山人的她，还对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主、博爱”精神非常赞赏，遇到困难时，她经常用孙中山的精神来激励自己，至今家中还藏有辛亥革命时期的剪报。

　　国家的体操事业让她奉献一生，乐此不疲，正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体操场上的苦和累她不怕，但回顾自己的一生，她也有遗憾——由于大多数时间都在“八一”队任教，日常的吃、住都在训练场地的宿舍内，而训练场地对人员的进出管理比较严格，她也因此失去了很多和家人相处的机会；母亲病重期间，她因身份问题不能前去香港探望，母亲在香港去世后，“子欲孝而亲不在”的她只能对着遗照寄托哀思。

　　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多人伤残。这一年，她的小儿子4岁半，女儿6岁半，因为工作和训练的原因，一对儿女只能托付给唐山的朋友照顾，得知消息后，她担心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觉。愧疚、自责、担心向她一一袭来，虽然最后得知他们都平安无事，但这种无奈和愧疚感至今仍伴随着她。1977年，由于出国体操外授的原因，儿女只能寄住在杭州的朋友家。等到期满回到杭州探望他们时，还来不及和儿子女儿共聚天伦，儿子却说“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的样子不是你这样的”，由于太久没见，儿子都已经不记得她了……如今说起这些往事，年逾七旬的她几度哽咽，眼噙泪花。

　　在担任教练期间，她不但要安抚队员的情绪，安排队员训练的进度、研究新动作，还要处理一些平常的杂务，相对于运动员的“身累”，当教练则是 “心累”。但对体操的热爱和队员们所取得的荣誉，她说：“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除了热爱和成就感，自身性格的坚韧和责任感，也是驱使她在体操道路上一往无前的原因。从小体弱多病的她，刚进体操队时，高强度的训练和伤病时常让她吃不消，“我可以的！”，铆着一股狠劲，她咬咬牙又坚持下来了。移民到加拿大后，因为英语不过关，她只好利用工余的时间学习英语。为了给体操运动员排练，她常常连夜给自己“加班”。不喊一句苦，不喊一句累，看似柔弱的她在异国他乡的体操圈撑起了自己的一片天。

　　“在浓雾中行走，在牛奶中游泳。”她如此评价自己的这一生。从体操运动员到教练，外界看起来风光无限的职业，又有谁知道她背后所经历的苦痛和辛酸。少小离家、独自成长时的茫然和无助；离乡别井、望穿秋水的乡愁；特殊政治时期里的身份问题，曾让她每走一步都比别人更加困难……凭着不言放弃的精神和坚定信念，她一步一脚印走到了今天。曾带队去过11个国家比赛的她，笑说自己“一生就像一个陀螺”在不停地旋转，“在人生路上争取走对每一步”是她的人生信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拓宽人生的宽度、增长人生的高度、做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体操相伴一生的她，是出于一份热爱，一份责任，更是一份对国家的深情。

　　后记：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从15岁离家到现在，操着一口流利京腔普通话的她，从口音上已经很难让人联想到她是南区人。采访中，言谈间的几句环城方言立马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乡音依旧，一如她对家乡的思恋之情。虽已到古稀之年，但仍精神矍铄，练体操出身的她腰板挺直，身材纤瘦，回忆起往事思维清晰，滔滔不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虽顶着世界冠军教练的光环，但她却不以为然，一句“众人浇开冠军花”道出了她对名利的淡泊和为人的谦逊。

　　我国近年来的体育事业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当我们为赛场上的体育健儿欢欣鼓舞时，别忘了，赛场下还有那么一群为中国体育默默付出的“体育人”，她们对国家的贡献和身上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去铭记，去学习。

2022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