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郎旋风”袭来！雅居乐地产邀请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作题为《珠三角新形势·新机遇》的投资专题讲座。灰白头发、儒雅风趣的郎咸平教授不改其“铁榔头”本色，语不惊人誓不休，纵论中国经济现状及走势中，敲出记记重锤。郎咸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过热与过冷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超限战、产业链战争也同时打响，民营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持续萧条，中山庞大的民营制造业群体要实现顺利“过冬”，必须进行产业整合，特别是以“6+1”为基础进行高效产业整合。

诸葛亮是优秀企业家吗
    大家应该都看过《三国演义》这本书，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投机取巧（或者叫智谋）。在这之中，诸葛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最著名的是赤壁之战、空城计。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三国演义》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
    三国演义怎么演绎这两段呢？赤壁之战的决战因素是什么？东风！因为当时是冬天，刮西北风，那么曹操的战船在北面，东吴的水军在南面，如果用火攻刚好逆风火烧到自己，所以得等到东南风才行。于是故事的男主角诸葛亮上场了，七星宝剑一挥，终于弄来了东风，然后就简单了，孙刘联军猝然发难，这就是赤壁之战。谁看着都觉得精彩。
    但如果来个逆向思维，想一个问题：万一我们的诸葛亮同志没借到东风呢？如果东风没借到，浓烟滚滚的可就变成孙刘联军的大营了。这是什么事件？标准的小概率事件。
    第二件是空城计。诸葛亮敞开城门，偃旗息鼓在城楼上弹琴。他赌什么？赌司马懿的多心，因为司马就是一个多心的人，可是诸葛亮有没有想到，万一司马那天没有多心呢？拔营出发前不小心和老婆吵了一架，被老婆臭骂一顿，脑门上挨了两鞋垫，到了城下正气得头晕脑胀，后果就是二话不说甩开膀子挥军攻城，那乐不思蜀的好戏搞不好就会换男主角了。
    中国人听得最多的就是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等等，起码我认为这些看似有道理的基本上都是片面的。四两拨千斤，如果拨不了怎么办？估计得被千斤给压坏了。为什么中华文化不喜欢千斤拨四两呢？为什么杀鸡不用牛刀呢？
    上面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概率在统计学中是指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大量的重复试验，一个事件出现的次数和总的试验次数之比。人们把偶然发生的重大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彩票中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概率虽然不等于不可能，但它是一个期望值，由于其发生的可能性极小，从而风险极大。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喜欢做大做强，而且手法投机取巧，喜欢小概率事件。他们大多有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阶段后就想做世界500强。以什么方式做到世界500强呢？收购兼并，因为收购兼并在他们看起来是最容易的办法，这种想像非常值得我们关切。我想说，我们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是非常不到位的。中华文化缺乏一种程序流程的概念，所有企业家都像大厨师，什么都一手包办。
    我们今天引进汽车制造商，引进他的技术，引进他们的模型，我想问，它整套工序流程你积累了吗？没有。一些企业总喜欢走捷径，比如找个收购兼并来做。
    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太强调所谓“智谋”的作用，于是整个中华文化圈有了一个神一般的诸葛亮，而最重要的问题却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实力。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智谋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如此推崇吗？
    诸葛亮这位CEO的故事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正面对抗的实力，那就只能祈求上天给一点好运气了。
    但是，好运气不是人人都有的。
   
国内：热的继续热，冷的继续冷
    郎咸平的讲座开门见山：“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中山制造业的企业家或从业人员，你们讲老实话：今年的投资营销环境如何？我相信，制造业感受到的不是膨胀，而是持续的萧条。”
    郎咸平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新理论：今天的中国进入到前所未有的二元经济：过热与过冷同时存在。郎教授进一步解释道，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制造业感受到的萧条，也不是所谓的膨胀。由地方政府推动GDP增长的产业属于“过热”经济，而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营制造业逐步走向“过冷”。
    港珠澳大桥、广珠轻轨、广珠货运铁路等珠三角西岸城际交通建设向来被认为是促进中山经济发展的有利契机，而郎咸平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是由投资拉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50%，地产、钢铁、水泥、银行、政绩工程等，正是“过热部门”。“从GDP的构成来看，其他国家消费占了70％，所以GDP由消费拉动的，而中国不是，消费只占了GDP的35％。由此带来的负面因素是国内消费太少，制造业不得不大量出口。接近9％的贸易顺差给了欧美很强大的理由强迫人民币升值，反过来抑制广东制造业。”
    从猪肉价格的上涨到CPI的攀升，从股市指数的飘红到楼价的全面暴涨，中国2007年的经济被认为是“偏快甚至过热”。因此，2008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由“一防”转变为“两防”：在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由过热”的同时，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郎咸平提出，国家提出防止经济过热增长的动作是对的，但是，对产生“过热”原因的判断却发生了偏差，并不是单纯的流动性过剩，而是二元经济结构使然。
    人均有趋吉避凶的本能，二元经济结构令“过冷部门”的资本自觉或是不自觉的朝“过热部门”流动，因此，经济便愈加呈现“过热”的现象。国家宏观调控力度逐步加大，但郎咸平认为，由于银根紧缩，银行逐步从过冷的民营部门收回流动性资金，将资金投资进过热部门；其次，由于汇率上升，民营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迅速恶化，企业主将本应该投资的资金转移到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再次，以海尔集团为代表的部分制造企业，由于制造业的持续冷淡，竟抽调大量资金，转投房地产领域。“虽然不断调控，但热的继续热，冷的继续冷。”郎咸平说。

国际：“超限战”导致通货膨胀
    “二元经济中过冷部门的持续萎缩，是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郎咸平以猪肉价格上涨为例进行探讨。“如果你以前有100元钱，一天吃一斤肉，现在会因为有了10000元钱而一天吃一百斤肉吗？食物的需求是固定的，因此，如果是食品价格上涨，肯定不是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事实是，在进口饲料大涨等因素作用下，养猪的‘民营企业家’生产环境迅速恶化，农民自动减少生猪生产，农村从猪肉供应者变成了猪肉需求者。”
    “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国际金融炒家的‘超限战’。”郎咸平提出了“超限战”概念，即产品的定价权由国际金融炒家所取得。目前，国际市场上，钢铁、石油、粮食价格全线猛涨，郎咸平认为，这种价格猛涨，并非由供求关系决定。他援引数据说明：2007年，全球粮食年度产量为21．61亿吨，年度消费额为21.5亿吨，年度库存量为3.亿吨，世界粮食供过于求；而世界石油组织欧佩克则数次拒绝了国际对其提出的增产要求，欧佩克认为，目前石油的年产量足以应付全球的石油消耗。由此可见，粮油价格增长，并非由供求关系决定。
    “这是全人类第一次经历的金融战。全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在内，对这种通货膨胀，基本束手无策。”郎咸平分析：“由于房产、股票泡沫，国际炒家的资金转向大宗物资。以大米为例，国际炒家先大量收购大米；部分大米生产国为保证国内供应，被迫禁止大米出口，因此造成了世界大米供应量下降，价格大幅攀升；部分大米需求国只能用最高的天价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大米。当你购买之后，这个价格就是市场价格。这个市场价是谁决定的？国际金融炒家决定的。跟供给需求没有关系。国际炒家从供需市场取得了最终定价权。”
    定价权丧失，令国际相关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球扛上了沉重的通货膨胀压力。
    “看看国际金融炒家历年来操纵的战役吧：1990年日本经济危机令日本在十年间一蹶不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亚洲国家；2008年越南金融危机的危害目前仍无法估量。中国政府需要非常谨慎才能控制住这一波通货膨胀压力。”

解决办法：“6+1”高效产业整合
    “最新数据显示，二元经济令江浙两省的制造业陷入低迷，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制造业企业，占总数的20％，而在广东，这个数据高达30％。”受二元经济打击，制造业低迷，而令问题更为突出的，是一个世人尚未引起重视的问题：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
    郎咸平提出，以制造业而言，中国已进入到前所未有的产业链战争的时代。以广东生产的芭比娃娃为例，中国工厂的出产价为1美元/个，而美国沃尔玛的终端零售价为10美元/个，中间9美元的差价与份额，是透过以美国为主导的大物流环节创造的。这个大物流环节包括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这六个方面，也就是郎咸平提出的“6”，中国工厂则只有“生产”这一个环节。“6＋1构成了制造业的整条产业链。中国控制1，美国控制6。因此，中国企业越生产，美国越富裕。中国企业创造1美元的财富，美国便可以随之创造9美元的财富。”
    “同样，再也不要以为中国有制造成本低廉的优势。制造是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工为代价的，而在整条制造业产业链中，制造成本占总生产成本不到2.5%。”郎咸平提出，TCL、BENQ曾希望凭借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结合国外品牌，走国际化道路，但这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观富士康及华为两家广东企业，把握了产业链战争时代的本质，进行资源整合，形成了较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正逐步走向成功。
    “中山市政府正提出产业整合的口号，走在了市场的前列，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明确如何进行整合，整合什么资源，达成何种成果。”郎咸平说：“二元经济、超限战、产业链战争正冲击着中国的经济，6＋1的高效整合，是现存国际跨国大企业减低成本的唯一手段，是中山乃至广东的新机遇。”

相关资料
    郎咸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2003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搜狐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物局公司治理顾问，被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全世界第一，畅销书《公司治理》的作者。